危機干預盲人接線員 李勇生 黑夜“擺渡人”

2019年05月10日 來源:FIGURE

李勇生說,他已經很久沒做過彩色的夢了。他對這個世界色彩的記憶還停留在10歲以前,盲的時間一久,夢也就褪了色。讓他慶幸的一件事,就是盡管他生活在黑暗中,卻還能盡力為無數即將跌入暗黑世界的迷路者,點亮生活的燈。暗夜再長,他也不怕了。

心理咨詢師原來是村長

作為一名心理咨詢師,李勇生面對的都是一群生活里的無助者。他在電話的一端,傾聽、訴說,再傾聽、再訴說,從每天下午的五六點,一直到第二天早上。每天活在城市的夜里,將光明傾囊相送。

10歲那年,李勇生是村里最調皮的娃。冬天下起了雪,也擋不住他到處和小伙伴瘋玩。中午回家吃飯,他邊蹦躂邊扭頭和小伙伴告別,一個不注意,他被一個東西絆倒了,臉狠狠地扎在了地上,好像磕到了一個硬硬的東西,“那天下大雪,房與房之間掃出了一條小路,路中間的地泵被雪蓋住了”,李勇生下意識地趕緊抹了一下刺痛的眼睛,意外地濕了一手,“出的血得有一大臉盆,在雪上特別明顯。”李勇生說,這是他最后看見的世界。

鐵疙瘩做的地泵是鄰居家的,大雪蓋住之后就成了兇器。眼球破了沒保住,醫生縫補之后沒幾天他就出院了。他看不見,但聽得見別人說:“這個孩子才十幾歲,以后就完了!”那時候管他這樣的叫殘廢人,“未必是歧視,可聽見這個詞我就是膩歪。”當時有個東北二人轉劇團來村里招人,但得提前繳400塊錢作保障金,然后可以跟著學吹嗩吶。李勇生本來想去,身后卻議論紛紛,“這輩子他能賺得了400塊錢嗎?”他心里特別恥辱,打消了念頭。

但孩子的天性沒丟,失明之后調皮度翻了好幾倍,“沒有上不去的房,沒有爬不上去的樹——越看不見越無所畏懼。”他水性好,別人家東西丟河里了,“給我買兩塊雪糕我就下去撈了。”

玩到最出格的時候把身上的棉褲點著了,呼呼地冒火苗子。“我媽就把我捆在床上,要不出去就惹禍。”那段時間,聽收音機成了李勇生最大的愛好,他第一次聽到“心理咨詢師”就是從那來的,收音機里的心理咨詢師不斷化解熱線里凡間種種的苦悶,仿若一扇大門敞開了一道縫。在他心目中,心理咨詢師就像村長,誰家的事都能給解決了。“但心理咨詢師絕對比村長境界高,至少到了鎮長以上吧。”當時李勇生就這么想的。

一粒種子在他心里發了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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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勇生 心理咨詢師,“希望熱線”天津接線團團長,全國唯一一位盲人預防自殺接線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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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天,李勇生經營著自己的心理咨詢室和盲人按摩店,兩家店鋪挨在一起,方便他來回穿梭。

把黑暗的地方變得光明一些

隨著年齡的增長,為了生活,從盲校畢業的李勇生干起了盲人推拿。1992年,李勇生決定到天津闖蕩。待的時間長了,他發現大城市人的心理疾病率高,那個心理咨詢師的種子有了生長的空間。

“有一天我收到一個信息,說中國殘聯要舉辦一個針對殘疾人的心理咨詢師的培訓班,在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院,要招一百多個殘疾人。”李勇生毫不猶豫地報名了,那時候一個城市只選兩個人,他非常幸運地被選上了。學完之后就開始參加考試、面試、培訓,他是全班第一個拿到結業證的。

他把之前攢的錢拿出來,陸陸續續又參加了不少培訓課、催眠班,哪怕一節課就要三五千,一升級就是幾萬,幾年下來花了十幾萬。

2008年他開了自己的心理診所,剛開始顧客不多,什么活都接,“遇到不可理喻的客人,其實是病態的患者,覺得世界上除了他沒有好人,連說一兩個小時連逗號都不帶加的,你聽完之后頭皮發脹,遞不進話。你一句話他能說五句。”如果再趕上患者故意找茬,只好就趕緊送走了事,錢都不敢要了。

經驗不足的表現,就是聽多了還發火。五年前,李勇生遇到一位研究生來咨詢。27歲的小伙子跟父母一起過。因為家窮,在很偏的郊區買房,小伙子對原生家庭的貧苦充滿怨恨。小伙子一個月到手3000塊工資,父親開大車,全身都是病;媽媽也沒給家里存下什么錢。“他就說自己大學這么努力,現在連個對象都沒有。第二次來就開始帶臟字,他嫌工資少,在骨子里把窮父母恨透了,于是在家砸東西,然后患上了抑郁癥,覺得活著沒意思。我拿起凳子想扔他了:你出去吧,我治不了你。我不要錢了,你走吧。”李勇生說,對這種不孝的人,“我沒法做到‘共情’。”

每天晚上,李勇生躺床上腦子里就跟過火車一樣嗚嗚地叫,“前三年是最難,一是沒什么客戶,二是沒什么經驗,就成了一種摧殘。”

共情需要成長和積淀。李勇生比喻心理治療:“就算對方說雞蛋是黑的,我也要理解、支持、尊重和關懷他,讓他感覺有人真正傾聽,就能沉浮下來,回一句‘你說得太對了!’,他笑你也笑,共情做到了,什么言語都不重要了。”

“很多人需要發泄,喋喋不休的傾吐型其實最好治愈。不過是卡在一件事里面出不來,說兩小時就痛快了;最難的是不肯說的,事件已經不重要了,人已經沉到自己的世界里去了,所謂自我淪陷,進入另外一種角色。”李勇生說,在國內做心理康復講究效率,聊了三四次還不見效,客人立馬拂袖而起,沒有下一回了,“我就把這幾個步驟濃縮一下,第一次下半部就開始治療了。”李勇生學會在實踐中見招拆招。

在學校受欺負的厭世學生、上班沒目標的白領、情感受挫的癡男怨女,甚至是公務員、老師等客戶李勇生都接過。“我走進這個世界,把他混亂的地方變得明朗一點,把他黑暗的地方變得光明一些。他舒服了,我也舒服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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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周,李勇生要在“希望熱線”負責值幾天夜班。工作間只有十幾平方米,他正等著和上一班的志愿者交接。

 

撥打熱線因為求生本能

“希望熱線”號碼諧音寓意著“要留、要救、救救我”(400-1619995)。2012年首開于上海。2013年,李勇生聽說希望熱線主辦培訓,就去長沙系統學習心理危機干預和量化心理學課程,“聽完課熱血沸騰,我知道電話能讓我在傾聽和感知上更有優勢。”2015年底在天津開線,李勇生報名成為志愿者,后來一步步當上小組長、組長、副團長、團長,現在天津100多人的團隊都由他負責,做到24小時無空班。

李勇生說:“要是按照自己成立咨詢公司這么算的話,我是全國第一個干這行的盲人。心理咨詢不像做按摩,學個兩年都能就業,如果不付出常人想不到的努力根本干不了。”這一行男女比例嚴重失調,100個從業人員中可能只有七八個男性,培訓時間長、國家證書和一年一考核的硬性條件,男性多浮躁,但對于看不見的李勇生來說,以上條件他都不缺,再沒有比這個更適合自己的工作了。

通常必須在短短的幾次聊天對話中,迅速地判斷來電者的危機等級:抑郁狀態如何?生活上是失業、失戀還是遇到什么挫折了?最近跟人有什么沖突嗎?同時,接線員也必須判斷對方的自殺到底是起念、計劃還是已經進入了執行期。

李勇生的心理咨詢從白天擴展到了晚上,從收費變成了免費,最顯著的變化,這一切都從面對面變成了聆聽熱線。“在熱線里,每名接線員都有一個身份”,李勇生說,“我就是一個40多歲的中年男性,已婚,有孩子。”這樣設定的目的在于,打進電話的人往往對于生人存在戒備,一個穩重的形象有利于開展調解。身份確定,但隱私還是會有所保留,“很多咨詢者容易產生‘移情’的問題,對心理咨詢師產生其他方面的依賴,拒絕透露隱私也是處于人身安全的考慮。”李勇生說,關鍵在于迅速切入咨詢者的生活,而不是展露自己,“他們耳音極其敏感,可能哪句不到位,立馬就掛電話。”夜色的遮掩,在電話線遠端的無助者更容易吐露心扉,“打進電話,至少證明他們還有活下去的想法,我們就是幫一把。”

李勇生接班后,會關上屋里的燈,戴上耳機開始接線。“來電中,20~40歲的人占絕大部分。從去年開始,20歲以內的人群也呈上升趨勢。”心理問題在年齡上日趨下探的現實讓人困惑,而他們敢于打進電話的心態又讓人欣慰,李勇生每天都被這樣的想法與現實包裹著,“求生的本能在作祟,有人在網上搜如何自殺,然后看到了自殺干預熱線。”

不怕咨詢者話多,而是話少,甚至輕生。“上次有個男孩陷入網貸,凌晨時打進電話就說想留一份遺書,說網貸太害人。父親幫著還了十幾萬,現在還差十幾萬。網貸公司威脅他,他就不想活了。”咨詢不僅靠技巧,而是要有聲音的轉換,讓人聽起來舒服,不高不低,能平靜下來,不能讓他浮躁,李勇生試著把地址套出來:你在哪?能見面聊聊嗎?“一開始不說,要等他靜下心來說,半小時之后再好要了。”得到地址的第一時間,李勇生選擇了報警。

“那天凌晨一點了,我接到一個24歲女孩的電話,就聽見電話里‘呼呼’響,我就問她在哪了,女孩一邊哭一邊說,在一座橋上想跳下去。”李勇生開始勸說,“你打進來就是朋友,你找個風小的地方,在那我聽不清。”后來風小了,女孩告訴李勇生離橋有200米了,他才放心。

心理咨詢師就是將技術變成話術,再將話術化為心術,“不論說什么,咱們要把話‘遞’進患者心里去。”李勇生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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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熱線值班室的桌子上,擺滿了剛完成今年注冊的志愿者證。

 

咨詢是工作,相聲是調劑

天津的“希望熱線”藏在一所20世紀六七十年代建成的老樓中。夜色下,藍色的建筑隔板將樓前的荒地圍得水泄不通,唯獨露出一條窄道,通向老樓的正門。晚上11點了,年老的門衛已經昏昏欲睡,黑洞洞的老式建筑里黃光昏暗,到了“希望熱線”所在的三層,更是徹底地遁入黑暗。李勇生卻上下自如,全然沒對明眼人是障礙的黑暗放在心上。

“希望熱線”在天津的三年里,共接聽了大概一萬五千次的咨詢,李勇生自己的接線記錄少說也有四、五百了。作為團長,李勇生很謙虛,“我的工作能力不一定強,但協調能力好,善于‘和稀泥’,再說還有副團長和組長幫忙。”

渡人易,渡己難。心理咨詢師像一張巨大的網,將社會這條河中的污泥一網撈起,自己卻容易背上沉重的殼。李勇生說,人是彈性的,遇到糟心的事,自然會去找讓自己舒服的事情,比如他最喜歡說相聲。

在天津,相聲是潤物無聲的市民精神解壓良品,曲藝的沃土也影響著這個山東漢子,讓他不知不覺就入了鄉隨了俗。他從小愛聽,長大了愛說,現在還加入了殘疾人的曲藝團隊,時不常地還要登臺獻藝,用他自己的話說,“上癮了”,有段時間不表演還真有點想。

白天,他是面對面的憂愁解惑人,晚上他是電話盡頭的擺渡人。活在黑暗中的李勇生,心里面是通往光明的大路。

(文_攝影《三月風》記者 白帆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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