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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書收藏家 韋力?|故紙堆里尋人生

2019年07月25日 來源:《三月風》2019年第7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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韋力

1964年出生,重慶人,著名古書收藏家,故宮博物院兼職研究員。浸淫古書三十年,并致力于中國古代藏書家遺跡的考察與研究。著有《批校本》《書樓尋蹤》《魯迅古籍藏書漫談》《中國古籍拍賣述評》《芷蘭齋書跋》《古書之美》等。

文 攝影_《三月風》記者 白帆

在北京南四環某小區的一棟高層內,兩戶門對門的房間相向而通,加起來足有500平方米。往右閑走幾步抬頭一望,“芷蘭齋”的牌匾掛于墻上,這就到了韋力的藏書房。

韋力是圈子內有名的古書收藏家,這個重慶人生得一副魁梧模樣,說起話來溫文爾雅。穩重地行走、落座,很難發現他是位殘疾人。而見過韋力的人,大概率都會向他提出兩個問題:第一,您的藏書有多少本?第二,您在收藏上已經花了多少錢?對于前者,韋力說正在統計,七八萬本總是有的。而對于后者,他自己也沒有計算,他打了個比方,“就像問你‘這些年吃飯花了多少錢’一樣,享受過程就行了,并不會一一記賬。”

吃飯不記賬,但吃什么還是要記的。他在朋友圈常曬兩樣東西,其中一樣就是走南闖北時吃下的各路面條;而另一樣就是朋友贈書,往往因為送者地址不詳,只好發個朋友圈問問是誰送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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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芷蘭齋”的書大概有七八萬之巨,但具體統計工作仍未完成。

我的書多,但一本不賣

在古書收藏圈,無人不識韋力,他是公認的當代中國收藏古籍最富的個人藏書家。三十余年的積累,讓他的收藏不僅在數量上,更在質量上高人一籌。他的藏書按照中國古籍“經史子集”的內容分類,其中不乏宋元及以前的珍本,最古老的一本刻版書當屬唐代中期的《陀羅尼經》。在天津,他還專門擁有一幢“西苑書樓”,三層樓的空間共陳列近百個大書架,價值數千萬的藏品羅列其中。

“芷蘭齋”有兩個來由。早些年,一位朋友來書房做客,看到古書成堆一眼望不到頭,隨口說了一句“這一堆爛紙啊”。他靈機一動,將爛紙反念,寫作“芷蘭齋”,作為自己的齋號。而“芷蘭齋”的另外一個來由,則是《岳陽樓記》中的“岸芷汀蘭,郁郁青青”。

“我爺爺是清末的秀才,曾給我講過很多經典故事,”韋力說,“如果非要給藏書加一個由頭,我想這些故事就是我的啟蒙老師。”韋力的祖父在民國時棄筆從戎加入了川軍,其父受其影響,14歲也參了軍,韋力就出生在部隊大院里。因為故事聽得多,小時候的韋力成了大家心目中的“段子王”,這些故事也讓他從小朋友手中換來不少零食和糖果。

他總結自己現在做的就兩類事情,一類是“和書有關的一切”;另一類是“和傳統文化有關的一切”。1981年韋力讀高一時,他在剛剛恢復營業的古籍書店中發現了一套《古文淵鑒》。這套在康熙五十四年由宮內以五色印刷的古書,刷新了他以往對古書的認知。老板開價80元,他只能每天從自己的飯費中省下5毛錢,還跟家里騙了點“書本費”,攢了四個月才湊夠了錢。書店老板根本沒想到會有人買這本書,主動提出給他打了折。這本書也打開了他愛書、藏書的人生篇章。

韋力曾在天津工作過8年時間,那時天津正大力發展開發區,他是中國外貿總公司下屬三資企業的總經理,后來自己開公司,經濟收入不錯,每個月已經能掙幾千美金了,買書錢不是問題。而且韋力很少在吃喝上揮霍,與花天酒地無緣,錢都花在買書上了,“早些年我買書的眼光很差,至少走了十年彎路,才上道。”

在藏書上,帶韋力上道的老師有兩位。一位是天津文運堂書店80多歲的老師傅胡玉璞,出身琉璃廠藻玉堂。他說,你要買有價值的書。后來老先生一路帶著韋力買;另一位是在版本學上對韋力真正有影響的黃永年教授。黃永年是著名歷史學家童書業的女婿。他讓韋力明白了書要從學術史角度來收藏,并不只能說東西好不好,稀見不稀見,他認為玩賞的路數是不對的。在學術史上重要著作的重要版本才是追求的目標。這個觀念對韋力影響很深。韋力當年曾請教過黃永年很多問題,黃老先生寫了十幾頁的信作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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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施顧注蘇詩》殘卷。

2009年前后,韋力曾以逾百萬美元買下迄今發現最早(宋嘉定六年)的蘇東坡詩集刻本《施顧注蘇詩》中的《和陶詩》第四十一卷。《施顧注蘇詩》書里有許多著名藏書家的藏印,從清初著名藏書大家宋犖,到納蘭容若之弟揆敘,再到大藏家翁方綱。清朝大藏家翁方綱得到此書后,把自己的書齋命名為“蘇齋”,還在每年12月19日蘇東坡生日這一天,請名士到家里縱情詩歌,在書上寫跋語和題記,稱為“祭蘇會”。有人鼓動韋力恢復“祭蘇會”,韋力笑言,“可以辦,但不能只是作些打油詩,或者撮一頓,就作鳥獸散。”

韋力的藏書多,但從來不賣,這也減少了很多上門的買家。韋力藏有一卷“遼代刻經”,國家圖書館沒有,國圖每次搞出版通史展覽,都會將這一卷刻經借去。后韋力覺得借來借去麻煩,便把書擱在國圖存了三年,國圖還發給他一張獎狀。

韋力把藏書當作興趣,而不是投資,于是很多書一旦入庫,就不再關心市場價值了。“有錢就買,沒錢就忍嘛。股票1塊錢買,明天漲到100塊的同時,還要擔心跌了。但我希望收藏和利益無關。”

正因為這樣,韋力的書才能存下來。但市場價值陡增的代價,就是藏書房門口也不得不裝上了報警攝像頭。

一瞬間成了殘疾人

書籍是一個民族的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和象征。大量傳統典籍能夠流傳至今,有賴于歷代藏書家的薪火相傳,正是這些藏書人的盡心盡力,才使得斯文不絕。藏書之外為了著述,韋力每年要花三分之一的時間到處走訪那些藏書樓和古跡遺址。2010年起,韋力耗時四年遍訪典籍中記載的163座古代個人藏書樓,又花三年時間逐一查證。

近十幾年來,韋力任性地進行著他“一個人的人文尋訪之旅”,尋訪中國歷史上的文學家、藝術家、哲學家、歷史學家、宗教人士、詞曲家、詩人等的足跡,這部分構成了他的“傳統文化遺跡尋蹤”,也就是“覓系列”,在此主線下,還有多種小專題尋訪,比如多年來一直進行的“藏書樓尋蹤系列”,先后出版有《書樓尋蹤》《書樓覓蹤》《書魂尋蹤》《見經識經》和《尋訪官書局》等專著。

2018年一整年,韋力竟有9部作品問世,出書速度之快也引起了外界對書本質量的質疑。而韋力覺得時間少,需要更努力,“以前覺得可以上年紀再好好出書。章太炎曾勸徒弟黃侃,早點出成果,可黃侃卻說‘五十前不著述’,只寫小文章,結果五十歲那年就死了。有人說黃侃是大師,但質疑聲也不少,正因為沒有著作。也許他腦海中有宏大計劃,也只能帶進墳墓了。”

所以外界的質疑成為一部分出書的動力,“文史靠積累,理工靠聰明。沒到厚積薄發,一定會有瑕疵,一定會悔其少作,反過來想,至少還可以后悔,要是不寫連后悔都沒有。”

韋力奮筆疾書的動力,還因為一次意外。2013年,韋力獨自尋訪與歷史文化名人有關的遺址遺跡,當時在河南安陽,準備當天晚上回京,好轉天與家人一起過生日。下午,他看時間還早,臨時決定去一趟靈泉寺,那里是玄奘去西天取經前拜訪的第八個師父的所在地。

他包了一輛出租車前往,20公里后到達,從山下步行上山。“我是那天唯一一個買了門票進入寺廟的游客。”韋力說,寺廟當時正在修整,圍墻并不完整,老實買票的就他一個。他在寺院內察看古石碑,突然一陣大風,隨意碼放的一塊勸捐功德碑被吹倒,直接砸中了他的左腳,“十幾分鐘過去,血流了一地。我心想,血流完人是不是就死了?”在生存本能的驅使下,他看到地上有一塊很臟的塑料袋,抓起來就把傷口包扎上了。司機接到電話,拉著他直奔縣醫院。

縣醫院治不了,司機繼續拉著韋力往市里的醫院奔。因為后座套上全是血,躺在醫院走廊、等待手術的韋力一臉愧疚,“我讓他從我口袋里拿錢,他死活不要。”韋力被急匆匆趕來的醫生推進了手術室。

“接活了嗎?”“沒有。”第二天,換了另一位主治大夫,告訴韋力手術沒成功,血管沒接上。韋力心如死灰,趕緊聯系北京的朋友,才得以一路從河南被拉回到北京的積水潭醫院。但還是晚了一步,血管仍沒有接活。經過前后多次手術,韋力左腿膝蓋以下不得不全部截肢。

“以后還到處走嗎?”躺在醫院病床上的韋力,面對親人的詰問,還有內心的掙扎,無數次向自己提出這個問題。

戴上假肢和拆遷比速度

在北京博愛醫院,韋力戴上了假肢,開始了康復期。他沒有浪費一點時間,“住在那兒的截肢病人,不是車禍就是工傷,有人給出醫藥費,康復并不積極。我每天從早練到晚,最后還成了醫院里的‘康復模范’。”兩個月后,韋力出院時已經可以戴著假肢獨立行走了。

從離開醫院那天起,再也沒有人告訴韋力,多走好還是少走好、這條腿還能走多久。那就接著走,向外邊去,古跡越拆越少,還有很多古籍需要找、需要看。家人攔著不讓,他不理,“如果真的不走了,我這腿不就白殘了嗎?人生也是這樣啊,不知道會怎么樣,經過這樣一場,意外隨時可能發生,能說能做能寫的時候就去做。”他捋了捋手頭的計劃,“故宮明年就600周年了,我應邀寫一本全國七個藏書閣中的《四庫全書》,還有古代藏書樓的記錄也在弄。原來想用10年時間,將全國的歷史遺跡弄完,還需要4年時間吧。”

過去,韋力一個人出發時,只有一個背包加一臺相機,一支筆和筆記本就是全部行囊,連錄音筆也不敢帶,“對方一看我掏出錄音筆,就不說了。”所以韋力就連著用腦子記,每天晚上回到酒店就要把當天的事情寫下來,而不是堆在最后,“一次出去十幾天,容易記混了。”

在外行走,沒有公職的韋力經常碰壁。拿著相機就被當作調查記者,無數次被古跡管理人員攆出去,或者讓他去當地文保部門開證明,“像被審訊一樣:你是做什么的?歷史遺跡是你想拍就拍的嗎?一通訓斥。”韋力倒也不惱,只有苦笑。

與被盤問相比,人身安全仍是他最擔心的事情。在浙江余姚,他是當地酒店唯一的住客,半夜遇到幾個瘋子挨個房間砸門,他用東西死死抵住房門,店家假裝說是庫房才逃過一劫;還有路上劫道要錢的,不給就拿起磚頭砸車玻璃;更有甚者直接挖個溝,撒滿釘子扎漏汽車胎,這時前面不遠準有個修車的,一定說扎的是胎側壁,修不了,買新的吧……

所以殘疾之后,韋力比以前小心了,每到一處先找朋友,一旦出事可以找當地有人幫忙。“再像上次一樣在山上摔了的話,當地朋友可以聯系車和醫院,處置麻煩的事情。如果我當時找個朋友協助,我可能就不會這個后果了。”他拍了拍自己的左腿。

盡管路途險阻,韋力還是希望走得更快一點,因為城鎮化建設,讓很多古代遺跡慢慢消失了。“過去人讀書中科舉,才有功名和錢,于是修建藏書樓反哺文化,如今文化和功名不一定有關系了。大藏書家以前都是大戶人家,歷史原因成了清算對象,房屋被占,成了大雜院,被改造和破壞。”至少有十幾座藏書樓,韋力再去時就沒了。一部分成了景點,客觀上保存下來了;而一部分則永遠地消失在記憶中了。

博物館里的古書早就和人分離

之前,韋力被一些媒體冠為“最神秘的藏書家”,因為他不講座,不拍照,人們罕見他的樣子,卻只聽到他的名聲。韋力和馬未都是摯友,但不像后者喜愛拋頭露面,“我反感需要混臉熟的社會,又不是當明星,干自己的不就行了?”直到他自己受傷肢殘,才知道時間寶貴,該與日月同爭。

前兩年,他與作家安妮寶貝合作出了一本名叫《古書之美》的書,被其他讀者群慢慢所知曉。“她不問我的書而問人生,讓很多不知道古書的人知道了我。”《古書之美》賣了十幾萬冊,這讓韋力有點意外,“在那之前,我一本書能賣8000冊就知足了。”

對于這幾萬冊的藏書,韋力有自己的打算。他總能在古書上看到“子子孫孫永寶之”的章,可人生聚散無常,要真如此那些書也到不了他手上。多年來,韋力也從沒在自己的藏書上加蓋過私章。“書的生命力很強,敦煌寫經已經一千多年歷史了。古書各有各的命,聚散上天定。這里的每本書都比我年紀大。它們還會繼續生存下去。”韋力轉頭看了看書架,慢悠悠地接著說,“言外之意,我是這些書生命的一小段,我不會帶著它們進墳墓或者火化。”

帶不走,存不住,不如散掉。他不想把書隨意捐給公共圖書館,徒增一些虛名,“我發現有個問題,古書和人已經分離了。展覽時,書本展開一頁放在玻璃背后,和看木乃伊沒什么區別。”

另外一點則是對古書市場的負責,“現在公共圖書館的古書數量占了總量的95%以上,再也不會在市場上流通了。如果捐給它們,市場上可以流通的古書又少了很多。”韋力希望這些書可以流散在民間,讓人更加愛書,“我在藏書過程中,最高興的就是獲得書的過程,我希望藏家能繼續享受這個過程。”

或者,就去開一家二手書店,讓手里的圖書流散到愛書人手中,韋力突然興奮起來:“這就能吸引人來和我說話。自己動不了了,賣一大把錢又有什么用?”

韋力從太師椅上站起身,在書架當中目顧左右,似乎在尋找哪本書,突然說:“未來怎么樣?不知道啊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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